明清时期的港珠澳交通

由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当时从广州前往澳门、香港地区主要走海路。从广州前往外地的海路有东、南、西三路。其中东路通往潮汕、福建、上海、天津等地，香港位于此路线上；而南路通往雷州、海南等地，西路通往广西、安南、暹罗等地，澳门位于南路和西路线上。归纳当时粤港澳三地的交通情况，可以用“慢”“难”“险”三个字形容。

慢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从香港到澳门开车仅需 45 分钟，而从香港或澳门开往广州也只需要 3 小时。但在明清两朝，交通主要依靠以人力或风力驱动的船只，在三地间往来耗时甚长。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 年），有英吉利商人在澳门雇船前往磨刀洋，因风向不顺，第二天才抵达大澳（香港大澳岛）。可见，那时由澳门至香港，约需 1 天时间，如果风向顺利，时间才可以更短些。

另一件档案则记录着，监正刘松龄从广州前往澳门，用了 3 天时间，而从澳门回返广州则花了 6 天；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粤海关监督盛住由广州前往澳门，路上用了 4 天；嘉庆十六年（1811 年），两广总督松筠由水路赴香山、澳门视察，往返共用了 8 天。由此可见，当时广州至澳门的单程交通，一般需要花上 3-6 天的时间。

难

明清时期，在粤港澳三地奔波没有快捷舒适的飞机、高铁或轮船可乘坐，长途奔波着实是件苦差。由于当时的船只普遍吨位较小、人货混装，旅途环境很差。加之船只颠簸，很多不常出海之人会饱受风涛晕船之苦。而老水手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内河遇到河滩淤塞，便要下船拉纤，海中则有变幻不定的狂风激流，一旦遇上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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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邓廷桢为拿获打劫夷船凶盗事奏折

此外还要应对官吏兵丁的盘剥。当时广东沿江沿海遍设的关口汛口，都是来往船只望而生畏的虎口。关榷胥吏“滥封索诈”“任意勒索”，营汛官兵不仅不保护往来船只，反而以武力为恃强取豪夺。

而最难的还是来自明清两代政府的压力。明清时期都曾长时间执行禁海政策，这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的交通发展。康熙元年（1662 年），广东大规模禁海迁界，香山县和新安县皆在迁界范围内，清军强拆庐舍、烧船封港，“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片板不许下海”，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新安县“船只不及先年百之一”。

《大明律》规定禁止建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不作大艚”，清初同样禁止私人擅造 500 石以上的双桅出海大船，禁止在国内打造船只赁与出洋之人。这些举措严重限制了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发展。所以，明清两朝，虽然出现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壮举，但大部分船只在种类、性能、技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

险

明清时期的旅途，不仅要面对种种艰难险阻，稍有不慎，甚至有性命之忧。海途中，最怕遇到的就是风暴和海盗。

船只遇到风暴，往往就是船毁人亡的结局，康熙二年（1663 年），南海县突遇“暴风疾雨、雷电大作，飘没深井尾海面船只，淹死人民千计”。

明清两朝，广东内河沿海盗贼猖獗，屡禁不绝。“在水则扮贸易商船，或作差船、引艇，或假巡海桨哨，游移窥伺，借名盘诘，逼近渡船商艘，蜂拥行劫”。一旦遇到盗贼，轻则财货不保，重则人财两空，甚至可能被裹挟为匪。

一史馆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水匪海盗的记载，如活跃在澳门的海盗吴亚四，活跃在新安洋面的黎亚九、郑亚汶、黄保德等。这些海盗很多是疍户。以捕鱼、运输、编竹等行业为生，世代居住于江河湖海之上，不仅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水文，还要忍受极重的剥削，遭到官府和其他平民的歧视，生活十分艰辛。嘉庆元年（1796 年），被两广总督拿获的海盗黎亚九，原本就是新安县普通疍户渔民，被海盗打劫后裹挟入伙。

由于当时的政府和政策的原因，明清两朝的大部分地方官员对于扶持交通运输行业、肃清盗匪之事并不上心。珠江河道容易淤塞，严重影响航运，但地方官员清竣河道积极性并不高。河海之上众多水匪海盗，官府缉拿盗贼也不尽力，迫使民众设法自保。这些官员们更热衷的是“吃拿卡要”，乾隆四年（1739 年），时人总结海关陋规竟多达 90 余条。

正是因为政策的短视、官府的腐败，珠三角地区的航运交通在明清两朝难称便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粤港澳三地的交通变得日益密切顺畅，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开通，更是便民利民、促进融合、沟通人心、增强凝聚力的伟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