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方（Latium，意大利语为 Lazio）的方言，后随罗马帝国势力扩张和基督教传播而流传于欧洲， 20 世纪以前拉丁语在国际上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语言。清雍正七年（1729 年）十月，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和硕庄亲王允禄传下一道雍正帝的谕旨， 要在宫廷内部设立西洋学馆，由法国传教士巴多明任馆长，从“内务府官员人等子弟内，有情愿学习西洋人字语者，拣选十数人”学习拉丁语。

这是清王朝开国 100 年来少有之事，也与当时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整个教育系统毫无关联。是什么原因促使当时的统治者做出这样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呢？实际上，这与当时中俄外交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雍正六年（1728 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国与俄国根据先前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在恰克图（彼时属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签订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于一体的总条约，即《中俄恰克图界约》。该条约分满文、俄文、拉丁文 3 种文本，内容共有 11 条，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条约文本，俄国用俄文，兼用拉丁文 ；中国用满文，兼用俄文、拉丁文。”条约除分别用两国各自的文字外，还用了当时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官方语言——拉丁文。

在与俄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外交翻译人才，清政府处处掣肘，而不得不依赖于当时在宫廷内部服务的西洋传教士做翻译。外交翻译人才的缺乏，是清政府在宫廷内部开始外语教育的最初动因。

当时耶稣会传教士费赖之在其《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中曾提道 ：“中、俄两团往来公文函件常由多明（即巴多明）翻译。中国为办理中俄交涉， 设置一翻译馆，招收满人子弟， 研究拉丁文字，命多明主馆事。中国政府计划设置翻译馆，时在一七二九年。”

咸安门

宫廷中拉丁语教学能够得以实施，还与 17-18 世纪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大批来华有很大关系。这些进入宫廷的传教士，大都具有一技之长，且熟贯中西文化，郎世宁、南怀仁就是其中代表。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为清廷服务，试图达到其传教的目的，客观上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 1665 年9 月 1 日出生于法国贝桑松教区的大吕西埃（Grand Russey）镇。

1698 年 11 月 4 日被耶稣会派遣来到中国，旋被康熙帝召到北京，并在此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由于他学识渊博，处事灵活，在当时的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中都有着较高的威望。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引用了一封佚名的《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其中说道 ：“巴多明神父办事异常灵巧，讲汉话和鞑靼话流利得令人难以置信。皇帝、王公和官吏们都熟悉他、爱戴他和尊重他。北京和广州都尊重其遗物。这应归功于巴多明神父的勤勉、著作和熟忱。大家异口同声地称他为欧洲人中的豪杰和教区的柱石。”

西洋学馆（拉丁文翻译馆）建立之后，在教学上具有几个特点 ： 一、在招生范围上，其限于内务府官员子弟。按照清朝旧制，内务府源于清廷上三旗包衣，其内部组成人员皆为皇家世代的奴仆，子孙后代的身份不得有变。由于奴仆身份，内务府出身官员品级多数不高，但由于同皇帝关系密切，其往往被皇帝派委要差，如织造、海关、税务等职司。历代相习，内务府官员被皇帝的信任和重视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外官。因此，雍正帝从一开始就令在内务府官员子弟内选人就读西洋学馆，学习拉丁文字，是符合统治者的一贯思维的。

二、在学生和教师的饭食等待遇上，雍正帝令参照内务府咸安宫官学的例子，由宫廷内部解决。咸安宫官学也是同年早些时候由内务府在宫内为三旗子弟开办的官学机构，除了教学内容异于西洋学馆外， 其余如招生范围、学生的待遇等基本相同，即学生的学费、教师的薪资、师生的饭食等一律由宫廷提供。西洋学馆由于具有临时性质，初始时，学制和学生人数都未定， 直到 7 年后第一批学生毕业，才定学制为每 5 年开设一期，人数为每期招收学生 10 名。

和硕庄亲王允禄为裁退西洋学馆事奏折（局部）

正如允禄自己所言，设立翻译馆本来是备偶有委用，并没有打算长期开设。且闭关锁国政策致使这些内务府子弟毕业后多未从事外交事务，即使学有所成亦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