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涯不复旧桑田，瓦釜荆篮止道边。
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
这是宋代诗人晁补之在《流民》一诗中描绘的流民捡拾榆钱充饥的场景。在封建社会，灾荒的发生会导致大规模饥民流动，像清代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甘肃地方遭受旱灾，大量流民就涌入陕西。乾隆帝非常重视，下令甘陕地区协作赈灾。
甘肃多地被灾
甘肃省向来地瘠民贫、岁多歉收。雍正十二年（1734 年），庆阳府属之环县夏麦只收四分，巩昌府属之靖远县、直属州阶州秋收歉薄。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入夏以来，灾情加重，宁夏府属之花马池、兰州、西固厅、平凉府夏收俱歉。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平凉府属之固原州、庆阳府属之环县二处。两地井泉稀少，民间多食窖水，此次因旱导致水草缺乏，当地百姓糊口无资，不得不“移就邻封”。
甘省饥民，流移川陕
雍正朝以前，甘肃省每逢荒歉年份，百姓便多散处邻省，以两地为家，行踪居所无定。至乾隆朝初期，寄居四川、陕西两省的甘民已“不下千万”。
乾隆帝在兰州巡抚许容具陈赈济灾民事奏折上的朱批
甘民流居川陕，究其原因 ：一是府库和民间的存粮不足。西北边陲军兴日久，甘省协助备办军需，供给殷繁，仓储有限，官赈银粮不足以覆盖全部灾民 ；而民间存粮也不多，灾区的百姓即使有银钱也无处购买粮食。二是抚臣赈灾不力。时任兰州巡抚许容按照散赈的惯例， 自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乾隆元年（1736 年）二月底，3 个月内大口日给口粮三合、小口日给口粮二合，灾民“不敷度日、难以充饥”，故而男妇老幼弃家远徙。乾隆帝为此还严厉训斥了当地官员。三是固原厅州、环县、北乡一带就地耕种的民人，多为从外地流寓至此，所以每遇歉收，便又习惯性流寓他地。四是甘肃、陕西地壤相接，陕省节气早于甘省，甘民情愿在两地往返，或耕种或佣工，不误农时也不耽工时。五是人情社会基础方面，甘民经年流寓陕省，多数在陕西依亲傍故，足以营生。
经查，雍正十三年（1735 年）七月始，固原、环县、平庆、会宁、靖远等处乏食穷民，开始陆续流移外地觅食营生，每处或三五户、十数户及数十户不等。他们大多从汧阳、陇州经过，或散处于陕省各地，或由汉中入川省。至乾隆元年（1736 年）二月，凤翔、西安、汉中、汧阳等处聚居甘民已达 3000 余人。
两省协济，流民回籍鉴于明朝亡于流民起义的教训，清廷上下都十分重视对流民的管控。自顺治朝开始，就不断强化官赈，以期收获民心。资送流民即由政府出资为流民提供口粮和路费以便返回原籍，这是清代救济灾民的一项重要内容。
乾隆帝谕令 ：“救荒之事如救焚拯溺……甘省备办军需，百姓连年挽运，急公踊跃，现值灾年，穷民流离载道，其情可悯。”于是特 蠲免甘肃省雍正十三年（1735 年）额征钱粮草束等，并令陕甘抚臣“加意赈恤”。时任陕西巡抚硕色两度为赈恤与资送甘民回籍事宜上奏， 乾隆帝要求署官加赈要注意时限与途资两个问题。
基于此，陕西巡抚硕色令李文锷、叶树滋在两省交界的州县沿途核查，统计寄居甘民人数、是否自愿回籍等情况，并把改徙川省的甘民情况汇总。陕西方面的甘民回籍工作，凤翔、西安、汉中等州县分别于二月初八、初十等日起陆续资送甘民回籍。对于自愿回甘的穷民，“大口日给盘费三分，小口日给盘费二分”。甘肃方面，委员在甘省交界处等候接领。甘民回境后，沿途依照陕省盘费标准照管，到后由地方官按照散赈办法，一体赈借口粮和籽种。如途中偶遇特殊情况，则做具体处理。例如，甘民陈世彩夫妻于资送途中生育，故在当地留养 30 日，每日给银 6 分，嗣后继续资送。
对于在甘省有恒产暂时前往陕地，或不愿回籍的人，两省官员认为不可逾违民情勉强接送。对于“贫病艰窘不能自糊其口者”，更要保证他们的口食，“每日大口给米五合，小口二合半”。
据川陕总督查郎阿奏报，这次灾赈，陕省安插、资送甘省灾民共用银 59 两，动支过仓储备赈京斗米 915 石。考虑到陕甘接壤，理应协济，甘省地瘠民贫，每值荒岁动支较多，故而预筹陕甘协济之法。计划在与平庆接壤的邠、乾一带及西安府属邻近州县仓粮内，动仓斗12 万石，分别运送庆阳府城 3 万石，平凉府属 9 万石，再按照各州郡大小、需用多寡，分拨运贮，以备一时之需。
瑞谷图
虽然此次资送甘民回籍的赈抚工作尚算妥帖，但是有清一代流民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流动人口不仅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动力，反而成了国家和政府的极大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