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是正阳门城楼和其南面箭楼的统称，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门，因位于皇城和宫城的正前方，人们也称其为“前门”“前门楼子”。它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原名“丽正门”，明正统年间改名“正阳门”，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正阳门历明清两朝，四次毁于火灾，又四次重建（一说五毁五建），见证了几个世纪的国运兴衰、朝代更替，是很多老北京人最为深刻的城市历史记忆。

三桥、四门、五牌楼

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以及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观音庙共同构成了一组布局合理、造型庄严、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其建筑规格高于内城其他八门，素有“三桥、四门、五牌楼” 之说。三桥是指箭楼正南前方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其实是一座石拱桥，但宽阔的桥面被栏杆分隔成三路通道，居中的通道正对着箭楼门洞，称为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四门是指正阳门共有四个门洞，即城楼门洞、箭楼门洞、瓮城两侧东、西闸门各一个门洞。内城其他城门只有城楼门洞和瓮城单侧闸门的门洞，而它们的箭楼皆无门洞，只具备防御堡垒功能。五牌楼的名字缘于正阳门是五间、六柱、五楼的建筑样式。在明代，京城九门都建有牌楼，但正阳门的牌楼规格最高，有五个开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关于正阳门牌楼奏销黄册内，不仅详细记述了修葺牌楼所用工料开销，还明确记载了正阳门牌楼的建筑规制，如牌楼正中面阔 3 丈 1 尺，二次间各面阔 2 丈 2 尺 6 寸，最小的两间均面阔 1 丈 7 尺 7 寸……这些数据为我们今天对正阳门牌楼的修缮提供了历史依据。

四毁四建

正阳门城楼自建成后曾四次被火，四次重建。第一次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第二次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第三次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第四次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在清代档案中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清代三次修缮正阳门的情况。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五月，正阳门城楼失火。乾隆帝命英廉与和珅监督，同年十月完工。然而，此次重修并不顺利，因采用砖石材质斤两沉重，修好后的箭楼和门楼未及几个月竟出现了开裂的情形。

乾隆帝对监修官员进行了处置，并要求监修官员赔付 50% 的工程款， 其中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英廉赔付 35%，其余监督官员赔付 15% ；另一督办官和珅因修城门时在热河，并未督工，不予追究，但和珅仍主动上奏请旨赔付。

户部右侍郎陈璧为增加正阳门楼维修工程经费事奏折（局部）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十二月，正阳门外东月墙铺户起火，火势漫延，殃及正阳门第一层箭楼。由于“明年修复方位不宜”，道光帝指派内务府大臣迅速勘估兴修，务必要赶在立春之前开工。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重炮轰击，雪上加霜的是驻扎在城内的印度军又不慎把正阳门城门彻底烧毁，只剩下城墙和门洞，清政府为此投入巨资修缮正阳门。这次工程分为两个阶段， 历时 6 年之久。据负责此次修缮工程的户部右侍郎陈璧估算，约需花费白银 44.3 万两之多。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力凋零的清政府来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从各省筹措工程银两。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各省陆续解到银 52 万多两。第一阶段以修缮正阳门门楼为主，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阙楼、堆拨房、将台、千斤闸等工程均已报竣”。门楼修缮完成后，剩余的银两第二阶段便用来修东西闸楼。

正阳门内两座庙

正阳门内越城东边建有观音庙，西边建有关帝庙。在京城九门之中，唯独正阳门旁建了两座庙，这表明正阳门的规格等级之高。根据一史馆所藏档案记载，观音庙在乾隆十年（1745 年）由官方耗银 2921 两进行修缮。修缮后的观音庙有大殿 3 间、后殿 5 间、东西配殿 5 间、碑亭 1 座、焚锦炉 1 座。关帝庙为私庙，由庙内住持道士自行修理。直到道光八年（1828 年），道光帝在关帝庙拈香后，该庙才由官府出资修葺，并每月给香银 3 两。

清代皇帝在天坛或先农坛祭祀完毕，经过正阳门时要稍作停留， 到关帝庙和观音庙拈香。据《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帝曾到正阳门的关帝庙和观音庙拈香达 68 次之多，大都是在先农坛行礼，在圜丘祭天，去皇穹宇拈香等事毕之后进行。这从侧面反映出面对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皇帝无力回天，只能将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神明的护佑之下了。

正阳门作为京城九门中地位最高的城门，有关它的传说和史事记载很多。这也印证了一座城门和一座城市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修葺一新的正阳门依旧屹立在那里，继续见证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