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人们说起清朝的腐败无能,往往连带上闭关锁国一词。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正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才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腐败无能。历史地看,清朝闭关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完全上锁,还留下了一扇南风窗,这就是乾隆帝的广州“一口通商”国策。清政府为什么关上沿海的其他口岸,而只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呢?这成为悬在历史时空中的一个大问号。让我们走进历史,看看 300 年前的清王朝是如何锁国与开关的。
“一口通商”前的中国有几个海关
17 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康熙时代。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宝岛台湾之后,康熙帝审时度势,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 决心解除明朝以来 300 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首次以“海关”命名,在东南沿海正式设立四大海关,分别是广州的粤海关、厦门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上海的江海关。这四大海关,成为朝廷确定的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
乾隆帝“一口通商”上谕
开海政策推出后,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出现一派繁忙景象。不过,我们从康熙帝开海以后来华洋船的记录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大清国虽然开放了 4 个口岸,但洋船来华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广州的粤海关,其他 3 个海关则少有问津。
“一口通商”国策是怎样出笼的
到了乾隆时期,正在海外扩张的英国,不甘于只在传统的广州口岸贸易,而要到长江流域的丝茶产区增开新的商站。为了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对外通商贸易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往浙江。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十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杨应琚专门就海防与海关问题向朝廷建言献策。他在奏折中谈到,闽浙一带不应让洋船自由出入,外国商船应该集中在广州进行贸易,主要原因是珠江口具有两山门立、炮台完备、沙淤水浅这一系列天然防御优势,是在确保海防前提下进行通商贸易的最佳选地。
对杨应琚关于关闭浙江一带海关,只留广东一个口岸的建言,乾隆帝深表赞同,挥笔御批“所见甚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 :“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这就是给清政府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一口通商”上谕。据此,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一起关闭,清朝的对外贸易全都集中到粤海关。乾隆帝的“一口通商”国策,一直持续到晚清鸦片战争时期在列强炮舰威逼下被迫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一口通商”为何花落广州
在清王朝锁国收关之时,在南国却划出了一块特殊的空间。梳理档案文献,我们发现,清中央政府“一口通商”选择了广州,大致有这样几层考量。
第一,最主要的是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广州地处南疆,远离国家腹地,远离中央政府,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江浙一带则大不相同,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留下偏隅岭南的广州一地通商,即便出现一些周折, 也是可控的,对清中央政府、对中原内陆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第二,海防条件是当朝天子决定关停哪里又留下哪里的重要因素。在清朝皇帝和封疆大吏的眼中,海防重于通商。从地理形势上看,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这里有“金锁铜关”的天险,其地势最有利于凭险防守。虎门至广州的中途港黄埔,是从水路抵达广州的必经之路,这里多沙淤水浅之处,没有中国引水员带领,洋船难以自由进出。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处处有官兵设防。而浙江的宁波、定海口岸,其地势却是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直达腹地。乾隆帝说过 :“虎门、黄埔所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这成为只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的最有利的天然条件。
第三,粤海关与宫廷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州一直被视为“天子南库”,是皇家奢靡享乐的重要特供点。在开放的四个口岸中,粤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居于首位。乾隆帝总是任命他最亲近的内务府 亲信出任粤海关监督,而其他海关则由地方大吏兼管。在皇家自己人 的操办下,粤海关成为皇室庞大开支“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档案记载,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送银 5.5 万两, 这笔巨款揣入皇帝个人的腰包。粤海关还一直有着一项特殊职责,就 是利用和洋商打交道的便利,每年都要为宫廷输送大批洋货,或是从 洋船上采买,或是自海外订购,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如圆明园内 西洋楼的洋玻璃灯、地毡、自动玩具、机械钟表、西洋镜、铜版画等 陈设,都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京的。粤海关有着这种为宫 廷服务的特殊功用,皇帝在决定取舍时的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怎样看待清政府留下广州这扇南风窗?一是,历史地说,乾隆帝关闭其他海关,只允许在广州对外通商贸易,这是清政府的封闭之策、收关之举。但应该看到,这个收缩的国策也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就是说乾隆帝的闭关还是留有余地的,还保持了一个渠道,留下了一个窗口。二是,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成为康熙帝开关后西方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更成为乾隆帝以后“一口通商”国策下中西贸易的唯一通道。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广州独口通商是一种限制和束缚,但客观上却也造就了一个盛清时期繁荣的中西贸易中心。
嘉庆二十年的广州商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