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当时称满族为“满洲”。按满人习惯， 凡公私文牍皆称名不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也主要是名，而非姓名全称。如康熙朝大臣伊桑阿属满洲正黄旗，姓伊尔根觉罗，在公文中只落其名伊桑阿 ；乾隆朝的大学士傅恒，姓富察，傅恒只是他的名字 ；再如和珅，姓钮祜禄，在清代文书典籍中多称其名和珅而不是钮祜禄·和珅。

乾隆帝朝服像

入关后，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也包括满族人取名的习俗。乾隆中期以前，有些满人仿照汉人习惯冠汉姓取汉名。如顺治朝的满人状元麻勒吉，姓瓜尔佳，又名马中骥。康熙朝的礼部尚书顾八代，其子名顾俨，孙名顾珠，其实顾八代乃伊尔根觉罗氏。雍正朝大学士徐元梦， 舒穆禄氏。乾隆朝军机大臣舒赫德之子名舒常、舒宁，则是以原姓舒穆禄氏之头一字“舒”为姓，并取冠舒姓的汉式名字。至乾隆中期，由于这种改汉姓取汉名的现象不断增加，且大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乾隆帝因此把保持满洲本姓提高到捍卫“满洲根本”的高度来认识。不仅把整顿满人姓名作为统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而且亲自为旗人改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满文寄信档中，就有多条乾隆帝专门规范满洲官员姓名的谕旨。

乾隆帝为盛京将军弘晌奏请引见满洲官员时不得用汉姓事上谕

满洲官员不得用汉姓

满洲官员的姓名皆由满洲语命名，在日常生活和政务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用汉字转写满洲语姓名。在汉字的选择上，乾隆帝有着严格要求，即在用汉字转写满洲姓氏时，不得取用读音与满洲姓氏相似的汉族姓氏汉字。

乾隆四十年（1775 年），大学士傅恒字寄盛京将军弘晌乾隆帝谕旨，其中提及满洲官员不得取用汉族姓氏。“乾隆四十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 ：正黄旗满洲奏 ：为补授盛京义州包衣佐领，带领引见骁骑校塔清阿，高家氏 ；骁骑校多隆额，杨家氏。等语。高家杨家之言，俱系汉姓。塔清阿、多隆额，虽俱系包衣佐领，但亦俱系盛京人。盛京乃我根本之地，似此沾染汉习，不可不预为匡办，长此以往，满洲旧姓必渐泯没。即如瓜尔佳氏呼为关家氏，富察氏呼为傅家氏，是何道理，大关满洲风俗。将此着寄信弘晌，妥为留心办理。”

在谕旨中，乾隆帝谈及了对满洲旧姓日渐泯没的隐忧。盛京包衣满洲官员竟以汉族姓氏“高”“杨”为姓，若长此以往，满洲原有姓氏必将被汉族姓氏取代。乾隆帝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命令盛京将军弘晌纠正此风，严加匡办，断不可令满洲官员以汉族姓氏代替自身满洲姓氏。

满洲官员禁仿汉人命名

除了禁止满洲官员使用汉族姓氏替代满洲原有姓氏外，在命名规则上，乾隆帝也有要求，即不可仿照汉人命名，严禁父子间取名用同一汉字。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领侍卫内大臣字寄伊犁领队大臣，“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顷步军统领衙门所奏富景之子富宁济代家人呈控一案之汉字折内，富宁济之富字，竟然与其祖、父之富字相同。此之何也？富景为何效仿汉人，以富字为姓，给其子命名？即福康安兄弟之名字，乃福分之意，如此改字起名，尚属可也。富景给伊子起名，竟如同汉人一般，实属非是。富景著寄信申饬。”

乾隆帝认为富景用同一汉字“富”为其子命名，未与自己名字中的“富”字相区别，是“效仿汉人，以富字为姓”。其仿照汉人命名习俗，实属非是，必须加以申饬。

满洲官兵需用满洲语命名

乾隆帝不仅对满洲官员的命名加以规范，对于普通的满洲官兵命名也同样有所要求，且范围不只包括满洲官兵，还涉及索伦、锡伯和察哈尔官兵的命名。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字寄伊犁将军，“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据保宁奏称，锡伯部闲散赵成，与披甲富昌阿之妻通奸，扎死富昌阿一案，现经审明，拟罪具奏。等语。伊所奏俱属照例办理，故批以准行。但锡伯与蒙古相近，伊等应以满洲、蒙古语命名。今此案人名赵成、关德、功德者，均非满洲语，系满洲中汉人名矣，全已汉化。伊犁地方尚不比京城，彼处兵丁不甚多， 该将军等若加以重视，则易于匡正。将此寄谕保宁，嗣后伊犁满洲官兵，著以满洲语命名 ；索伦、锡伯等，著以满洲、蒙古语命名 ；察哈尔等，著以蒙古语命名，不得肆意命以汉人之名。”

谕旨中提及新疆伊犁地区不比京城，兵丁不多，伊犁将军若重视规范，必可匡正满洲姓名汉化之风。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京城满洲官兵众多，较伊犁地方命名汉化之风更甚，匡正难度更大。在谕旨结尾，乾隆帝还扩展了规范命名的范围，规定了索伦官兵应以满洲或蒙语命名 ；与蒙古相近的锡伯官兵应以满洲或蒙语命名 ；察哈尔蒙古官兵应以蒙语命名。其重点在于必须以本民族语言命名，不可助长其汉化之风。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以满洲官员的姓名为切入点，力图阻止满洲风俗被汉化，从而保持满洲文化和习俗的独特性，并恢复满洲本业的态度与决心。乾隆帝的谕旨政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满洲官员改汉姓，用汉名的汉化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汉化趋势终将无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