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至17世纪初，欧洲文化进一步影响中国，史称西学东渐，此间400余年里，西洋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个人具备的数学、天文、地理、音乐、书画等方面的知识，带来的新奇、精巧的西洋物件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兴趣，康熙帝曾有“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的旨意。到了乾隆时期，供职宫廷的西洋人已为数不少。

事实上，西洋人想要进京供职并不容易。起个中国名字，学习汉语已成为来华传教士们的共识。来到中国后，他们的行踪要受到政府制约和控制，不得随意进入内地，如西洋人愿为朝廷效力，需由任现职的西洋人或地方官员荐举，奏请皇帝，得到允准后才可进京。

如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在宫廷任职的西洋人戴进贤具奏：“西洋船上来有修士，特来效力。蒋友仁、吴直方通晓天文，艾启蒙能画，那永福能知律吕，以上四人现在澳门，应否来京，臣等不敢擅便……”后乾隆帝下旨准这四人来京。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两广总督阿里衮奏报，西洋人汤得徽、林得瑶知晓天文算法，张继贤善于外科，“如蒙允准愿往京效力”。得到允准后，方由地方官员派人护送照看进京。

西洋人进京后，将一些稀罕的礼物由专人转交给内务府大臣，再由内务府大臣进呈皇帝。这些礼物一般为西洋特有之物，如风琴、槟榔膏、花布、新法铜版画、西洋刀子、西洋剪子、鼻烟、玻璃片画、花篮，等等。同时，他们会得到皇帝回赏的缎匹、绢丝等。

康熙帝在两广总督杨琳奏折内的朱批

西洋人在供职期间，如若犯了错误，须具折请罪。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十四日，身居宣武门内天主教堂的西洋人傅作霖等，因疏忽大意，引起火灾，不仅烧毁了天主堂房，而且烧毁了康熙帝御书对联及“万有真元”匾额。傅作霖等不胜惶恐，赶紧具折请旨议罪。乾隆帝不但对他们的罪责没有处治，反而照例赏借银10000两，并重新赐赏了御笔匾对。傅作霖等惊魂始定，感激涕零。

乾隆帝对西洋器物兴趣浓厚，鼓励寻访精通各类知识的西洋人，为他们进入宫廷创造了机会。精通天文的高慎思、鲍友管、傅作霖、刘松龄等人在钦天监效力；熟精钟表的李俊贤、擅长丹青的艾启蒙、善画人物的潘廷章等人入值如意馆；熟谙天文、舆图的蒋友仁，曾被派往圆明园御花园水法上行走（行走，官制名）；熟悉律吕的钱德明、谙熟天文的方守义，供职在内阁蒙古堂翻译拉丁文书。

这些西洋人虽供职宫廷，但他们的居所限制于京城的宣武门、西安门、东安门、西直门（系南堂、北堂、东堂、西堂）等地界的天主教堂内。他们中有的在中国终老，获得清廷的赏银。供职于钦天监的刘松龄，熟谙天文、算法，于乾隆四年（1739年）进京，八年补授钦天监监副，十一年升补监正，十八年赏给三品食俸，在钦天监供职35 年，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九月病故。刘松龄病故后，管理钦天监事务大臣参照先前同品级西洋人病故后朝廷赏给银两数目，奏请赏给刘松龄银200两料理后事。历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兼建筑师的郎世宁，病故后获赏银最多，为300两。

供职于宫廷的西洋人，他们利用各自的专长为朝廷的机构服务，观测天文气象、编制历书、制作机械钟表、绘画人物喜容、参与清代边疆地区实地测绘、设计西洋式园林建筑等。他们通过才能的运用为中西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