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出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车驾仪仗队被称为大驾卤簿。崇德元年（1636年），清廷始设大驾卤簿，乾隆十三年（1748年），厘定仪仗之制，改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改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改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三种卤簿合而为一，称大驾卤簿。如皇帝出宫前往天坛举行圜丘、祈谷、常雩等祭祀大礼时，使用大驾卤簿。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中，除引导和后扈大臣、执事人员、卫兵等人员外，还有作为仪物的动物出现，大驾卤簿中备有的宝象、导象就是其中之一。

大象，作为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态高大，利齿外露，形象威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又与“祥”谐音，寓意国家太平、吉祥之意。所以在清代大驾卤簿中使用被驯服的大象，在皇帝玉辇前陈列四只导象、五只宝象。导象“披蓝屉，不加羁饰”，宝象则装饰繁复。《大清会典》载：“宝象，络首、钩膺、鞦攀，皆编黄绒紃（音旬，细带）为之，杂饰珠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周为花文，藉以朱氎（音选，细棉布）。鞍髹（音休，以漆漆物）朱饰金。上载宝瓶，铜质鋄（音万，马头上的装饰）金，亦饰诸宝。深一尺六寸五分，口径八寸六分，腹围五尺七寸六分。镂垂珠文。底径一尺一寸三分，足径一尺七寸，镂朵云文。盖径一尺二寸，冠火焰顶。座高一尺三寸。”宝瓶内置有火绒、火石、火镰，体现了满洲旧俗。

这些驯象的主要来源：一是东南亚各国的进贡，包括南掌（老挝）、缅甸、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尼泊尔）等国，一般一次进贡两只，也有逢万寿、千秋进贡的；二是由云贵总督购买，或由云南等地土司进贡。猛拱（今云南猛拱）、孟连（今云南孟连）、耿马（今云南耿马）、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宣慰（地点不明）等土司均有进贡象只的记录。清朝地方收到贡象后，派员护送至京，沿途府厅州县需给以协助。各处驿站为象只备好草料、口粮，定量一般是每天供给料谷3京斗、糯米4京升、稻草30束，每束稻草重8斤。如象只在境内生产，则需在该处停留喂养数日后再解送。即便如此，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运送途中还是会出现驯象倒毙的事件，有的官员会因此受罚。

宝象（左）与导象（右）图

解送驯象花费甚巨。据档案载，道光五年（1825年），由云南解送5只驯象至京，共核销银两三千七百五十二两七钱九分四厘，包括驯象价值银、草料银以及委员象奴盘费银等。

礼部为解送缅甸国驯象到京在途倒毙二只事奏折

驯象，由宫中銮仪卫驯象所设专人管理。驯象经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一路运到北京后，即交銮仪卫，养于设在宣武门内的象房。象房为一象一间。《大清会典》载，象房“广七丈八尺、纵四丈，檐高一丈六尺”。每只象配有氈、被、布、线、棉花、羊毛、铁索等用具。象房需定期修缮，以供安全使用。清朝继承了明代初伏沐象的传统，使得京城百姓也有机会一饱这些象征太平盛世的庞然大物的眼福。会典载：“三伏则洗象”，场面极其盛大。《帝京岁时纪胜》记述了乾隆年间的沐象情景：“銮仪卫驯象所，于三伏日，职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驯象“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引得“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更有人争相花钱租赁楼上观象的好位置。象奴也会驱使驯象表演以赚取外快。《燕京岁时记》云：“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一时为京城盛景。

有清一代，清廷对驯象十分重视，驯象数量最多时达39只，喂象校尉最多时为232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平定廓尔喀后，廓尔喀贡象5只，乾隆帝下旨赏给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各1只，余下3只解送至京。虽然赏象有其政治目的，但也说明了当时京城象只数量充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甚至一度下旨停止各国贡象。乾嘉时期以后，驯象数量逐渐减少，常常不敷仪仗使用，道光帝几次下令云贵总督购办。而后随着国力衰退，尤其是英、法等国势力进入东南亚，贡道几乎断绝，清廷亦无力豢养，驯象日渐式微。就如《燕京岁时记》所载：“咸丰以后十余年，象房无象。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自东长安门伤人后全行拘禁，不复应差，三二年间，饥饿殆尽矣。”盛极一时的驯象，从此也不再出现在卤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