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戏中经常看到，官员等见到皇帝和后妃都要低头讲话 , 但在清代文书中恰恰相反，文字有“抬头”的讲究。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清嘉庆六年（1801 年）二月，因在本年正月的一份文书中，工部司员没有遵照抬头制度将“婉贵太妃”抬写两格， 由此上至尚书琳宁、彭元瑞，左侍郎英和、蒋曰纶，下到郎中永祚、额外主事李培元等人均受到罚俸的处罚，可见抬头制度的严格。

吏部为抬头错误自请罚俸处分事题本

抬头又称抬格，是清代文书书写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最远可追溯至秦代，琅邪台刻石上就出现了对“始皇帝”进行抬写的形式。清代的抬头制度主要承袭明制，且更为细化规范。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文书的抬头书写做了明确规定 ：章内称宫殿者，抬一字 ；称皇帝、上谕、旨、御者，抬两字 ；称天地、宗庙、山陵、庙号、列祖、谕旨者，均出格一字。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的《科场条例》规定更为详细：“祖、宗、列圣、世德、圜丘、方泽以上俱系三抬字样，敬谨书写。圣天子、圣主、圣谟、圣训、帝德、圣朝、盛世、孝治、明诏……以上俱系双抬字样， 谨略举其概，行文时各宜检点。朝廷、国朝、国家、龙楼、凤阁、玉墀、上苑、太液、各宫、殿、门名，以上俱系单抬字样。”如此看来，清代对行文抬头形式以制度加以严格规定，并对士子书写进行要求，为其将来进入官场熟练掌握与运用抬写格式打下基础。清代文书中的抬头形式与《科场条例》中所规定的大同小异，只是在不同时期会出现少许变化。

在清代文书中，抬头主要有空抬、平抬、单抬、双抬、三抬、四抬几种形式。空抬即在缮写文书时，对示以尊敬的字空出格后书写， 多见于官府往来文书中的上行文书，提到上级长官均需空抬。此外， 空抬形式还可应用于引用上文结束后，如“等因前来”后面即为空抬形式。

平抬，也称作提行，为另起一行平行书写，一般在提及同级、上级官署或长官时使用，如“王大人”即为平抬形式。

单抬、双抬、三抬、四抬是将应予以尊敬的字样另起一行，分别高出一字、二字、三字、四字来书写。如下图所示，文中将“奏”字予以单抬，对“睿鉴”“皇上”进行双抬，而对“世宗宪皇帝”“梓宫”“泰陵”“鼎湖”等尊贵字样则采用了三抬形式。

空抬示例

四抬形式并不多见，乾隆称太上皇期间，曾规定遇“天”“祖”等相关字样时，抬高四格书写，缮写于嘉庆二年（1797 年）的档案中， 将皇室祭祀祖先场所“奉先殿”予以高四格抬写。

平抬示例

单抬、双抬、三抬示例

抬头制度不仅被应用于汉文文书中，在清代的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书的书写时也同样遵循这一制度。

在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中，可以看到对 enduringge ejen（圣主）、 wesimburengge（奏）、hese（旨）、dergici tacibume jorimbi（圣训）、 munggan（陵）、tan（坛）、hiyooxungga dergi ergi munggan（孝东陵）、 miyoo（庙）等词的抬写，其抬头形式与汉文文书所呈现的如出一辙。允祹《为条陈陵寝祀典管理事》奏折中将 munggan（陵）、eldengge wargi ergi munggan（昭西陵）、hiyooxungga munggan（孝陵）、ambalinggv munggan（景陵）等词进行了抬写。

与汉文文书类似，满文文书中如果出现了抬头错误，亦会受到皇帝申饬。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宁夏将军傅良因将奏折中gingguleme（谨）一词进行了抬写而遭到乾隆帝训诫。乾隆帝强调，奏折中出现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谨奏）连写时，应将wesimburengge（奏）一词予以抬写，而 gingguleme（谨）一词只需接续前面人名书写即可，不必抬写。

抬四格书写的“奉先殿”

乾隆帝认为傅良多年来身居都统、将军等要职，竟不知抬头之规定，全然可笑，因此对傅良予以严厉申饬。傅良对所犯错误深感惭愧与惶恐，表示今后一定诸事留心，尽心勤勉行事。无论是工部官员在文书中未对“婉贵太妃”抬写两格受到的处分，还是乾隆帝对傅良不熟悉抬头规矩的申饬，都显示了抬头制度的严格规范。这项制度一直伴随至清王朝灭亡，其实质是通过对特定字词抬写形式的严格规定， 来凸显为尊者至高无上的地位。抬头制度也是清代统治者用以强化等级秩序、建立绝对权威的一种手段，最终实现巩固皇权、加强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