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光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是按天干地支纪年法的“戊戌年”。这一年，以光绪帝为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新派，推行多方面体制变革的举措，被称为“戊戌变法”。以光绪帝于该年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为序幕，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再次临朝“训政”而告终，这场失败的变法维新共历时103 天，被称为“百日维新”。在这百天里，光绪帝颁发维新谕旨 200多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革。

最早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者是维新派人士、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李端棻，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朝进士。他因将康有为和梁启超推荐给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褫职、遣戍新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五月初二日，他在奏折中呼吁：“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提出“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三十以下者入学”。光绪帝将此奏折交廷臣议奏。当时，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充任官书局督办。八月二十一日孙家鼐上奏，对此提议极为赞成，认为目前个别省份所立学堂“皆囿于一材一艺”，唯有京师建立大学堂“为中外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还就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并强调学生毕业后要“因才制宜”。此折阐述的办学思想和内容“甚为切实”，然而终因办学经费问题而被封存搁置了。

时隔两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正月初八日，维新派首要人物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奏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小学。”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又一次奏请“于京师开办大学堂”。光绪帝对此非常重视，即日发布上谕“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上谕中又特别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进入五月后，章程依旧未能出台，康有为对此甚为焦急，在《请开学校》折中催促：“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阴。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

在康有为的敦促下，光绪帝于五月初八日特降谕旨：“迅速覆奏，毋再迟延……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五月十四日，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奏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章程》折，并附呈由梁启超代拟的《大学堂章程》清单。

章程共分 8 章 54 节，从办学方针、课程安排、学生入学规则、学成出身、聘用教习、学堂官制，到校舍兴建、开办经费预算（预算35 万两银，不及西方国家办学经费的十分之一），都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划。章程中还特别规定，在大学堂中设立与之相辅的中学和小学，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统筹。

五月十五日，孙家鼐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办事各员均由该大臣慎选奏派。

六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奕劻等奏准，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地界原乾隆帝的第四女和嘉公主空闲府第，暂时作为大学堂的开办之所。

六月期间，拨华俄银行中的政府存款，以息银 20 万两作为大学堂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亦定为 20 万两。

七月初五日，经孙家鼐推荐，由御史李盛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

七月十二日，20 万两开办经费到账。

七月十四日，孙家鼐奏请选派大学堂办事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务。

七月二十四日，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并奉旨“详拟办法”。

九月初九日，内务府将大学堂房屋修葺完善移交，孙家鼐当即派办事人员移住堂内，同时出示晓谕，有愿入堂学习者报名考试，甄别录取。

至此，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初见端倪：置办学堂仪器、设备，购买中、西文阅读书籍，编订教学课本，聘请中、西学教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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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章程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之时，政局突变：光绪帝被幽禁、戊戌六君子等维新党人被捕杀、新政被废除。所幸新政措施下兴办的京师大学堂免于劫难，朝廷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经过 3 个月筹办，学堂按原定名额录取了 500 人，因宿舍有限暂时不能全部传到。然而时不我待，在朝廷与国人的急切期待中，京师大学堂终于当年年底开学，报到 200 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生和小学生）。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开创了中国西方教育模式的先河，而且该模式成为之后官方及民间教育兴学的示范开端。它催生了全国各省、府、州、县各类大中小学堂的创立，逐渐形成了学堂由小学到大学依次递进，学业由初浅到高深、再到精专的中国现代教育模式和现代教育管理体制雏形。各类学堂的开办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同时，为更广泛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奠定了基础，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思想的摇篮和新文化的温床。正如《国闻报》评论：北京尘天粪土之中，新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