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

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因“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忠于爱国，勇于任事”，在维新运动期间，被光绪帝授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事宜，时称“军机四卿”。欲图振作有为的光绪帝特命四人“将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无有畏惮，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梁启超评价说，此四人“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他们既是光绪帝推行新政的重要助手，也是光绪帝同康、梁之间联系的重要渠道，他们襄助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新政的诏令，处理了大量的臣民上书。

“六君子”中的另外两人，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他认为中国的衰弱，就是由于八股文锢塞人才所致，对此深恶痛绝，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还有杨深秀，是光绪十五年（1889 年）的进士，授刑部主事，维新运动兴起时，杨深秀虽已年届半百，然而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每每为变法大声疾呼。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维新志士吁请和推动下，光绪帝终于颁发“明定国是”诏书。随着新政措施不断推出，维新呈疾风骤雨之势展开，改革速度已超越当时社会的承受力，新旧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光绪帝深感形势危急，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并交密诏一道。密诏中谈到，皇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亦不欲罢黜老谬昏庸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人，虽经极力争取，但终无济于事，并言“朕位且不能保”，令军机四卿“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八月初一日，杨锐将密诏抄件交林旭。八月初三日上午，从颐和园出来的林旭，见到住在城内宣南的康有为，转交了这份密诏。在此情况下，康有为觉得局势已经十分紧急，决计发动武力。当天晚上，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持密诏抄件夜访握有“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称光绪帝已陷入危机，劝其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拥立光绪帝完全执政。但袁世凯并未允诺，不仅如此，他回到天津后，还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准备发动武力的秘密，导致了日后顽固派的反攻倒算。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宣布“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开始了第三次训政，并对维新派展开了镇压。就是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抓捕康有为，已经闻讯的康有为设法脱逃，但其弟康广仁却被捕获。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京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场景，曾参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杨深秀居然站出来上疏追诘慈禧太后训政之由，并援引古义，要求撤帘归政。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将其逮捕入狱。此时，谭嗣同还在和梁启超联络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商讨营救光绪帝的办法。在计划落空的紧迫之际，日本使馆曾派人联系，试图保护谭嗣同。此时的谭嗣同对来者愤慨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一番豪言，大有视死如归的气魄。紧接着谭嗣同、杨锐及林旭先后被捕，刘光第和徐致靖听闻搜捕，从容自投于狱。

在狱中，六君子依然坦然自若。杨深秀写下了“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的豪迈诗句。林旭题诗：“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抒发了报国之志不得酬的遗恨。谭嗣同在狱墙上写下“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康广仁则感慨道：“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这些振聋发聩的诗句，充分反映了维新志士的豪情。

到了八月十三日，未经任何审讯，慈禧太后便传出问斩令。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最终被押赴京城南郊刑场，六位坚定的维新者血洒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