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下，老人的经验与智慧小到对家庭，大到对国家来说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一百多年前，有一位自称“老夫”的晚清风云人物李家驹，就以其开明思想和人格魅力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一圈圈涟漪。

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家驹

1906 年，李家驹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曾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很有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趣事。李家驹是广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科进士。他为人开明，重视体育，自任大学堂运动会的“会长”，并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在社会上引发轰动，观众人数超过万人。

运动会上，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但到了最后一日的教职员工比赛时，只见这位平日里的“老夫子”脱下袍褂，短衣短裤，站到 300 米突竞走（300 米跑）的起跑线上，当发令枪响，李家驹箭步如飞，获得季军。赛后他意气风发地对旁边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

新生的京师大学堂之蓬勃朝气，从“老夫”身上便可见一斑，并在日后引领了中国大学重视体育的风气。但开风气不求名京师大学堂自 1898 年创立起，一直由清廷直接指派部院大臣来兼管，直到 1904 年，清政府批准《奏定学堂章程》，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才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

1906 年 3 月，李家驹由翰林院编修充任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总监督。在短短一年多的任期里，李家驹力行教育改革，京师大学堂风气为之一新，为日后向现代化大学转型夯实了基础。李家驹为人思想开明又勇于任事，故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从 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提调起，先后转任湖北学政、东三省学政、京师大学堂监督授学部右丞。

在湖北学政任上，湖广总督端方评价他“该学政学问博通，虚心爱士，实为学臣中出色之员”。

据其湖北学政任内的幕友名单来看，他所延揽的人才也皆是一时之英，如苏源泉、章祖申其后都高中进士，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法家与外交家，罗振方则任民国农林部次长。李家驹的见识风度、选人之明由此可见一斑。

1907 年，李家驹任出使日本大臣，深入考察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清末新政、立宪派领袖。武昌起义后，李家驹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其时，迫于革命形势及立宪派的压力，摄政王载沣发布谕令，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该任命绕开资政院，实属违宪，资政院众议员为维护宪法尊严，提出抗议。一番博弈之后，宪政原则击退了皇权余绪，载沣收回成命。

李家驹为请旨剪发事奏折 ( 局部 )

11 月 8 日资政院“遵照宪法信条，用无记名投票法公举内阁总理大臣，以袁世凯得票最多”。翌日，李家驹代表资政院上奏，请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据此，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上谕，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前后两次任命结果相同，但第二次任命的出台遵守宪法程序。这一事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非凡。

在资政院总裁任上，李家驹马不停蹄地推进各项事宜。在其主持下，资政院于 11 月 3 日颁布了清王朝最后一部宪法性文件《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诺削弱君权，让权于民。

11 月 21 日，李家驹一天之内向摄政王载沣连上两份奏折，请求降旨在全国立即推动剪发易服并改用阳历。

第一件奏折中，他大胆奏请“皇上暨我监国摄政王毅，然剪发为天下倡”。

在第二件奏折中，他指出“现今各国皆用阳历而我独用阴历，外交内政之种种窒碍往往由是而生”，力请尽快下旨，在全国范围内改用阳历。由以上两件档案，我们可见李家驹敢于言事、勇于担当的品质。

他在短短几个月所主推的各项措施与倡议，确实是符合历史进步的，有些倡议与南方革命军同时所采取的措施有颇多相同之处。客观上说，他在资政院总裁任上的举动缓解了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日后南北议和成功，百姓免于涂炭有功。

1912 年初，鉴于南北议和将成、君主立宪无望的政治局势，李家驹辞去资政院总裁的职务，选择隐居青岛。终身再未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