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管家借钱不还惹官司

内务府的主要开销，是庞大的内务府包衣人口的供养及宫廷的日常开销，是难以大幅缩减的刚性需求。内务府经费的筹措手段主要包括参斤变价（把东北进贡的人参交各税关变卖），发商生息（又称帑利，即将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借贷给大盐商，每年收取利息），关税盈余，织造、关督、盐政缴进的各项节省、养廉、平余银等。但道光朝以后，这几种筹款方式都接连出现问题。首先帑利难以为继，尤其是缴纳帑利最多的长芦、两淮盐商，都被各项沉重的正式、非正式的赋税负担压垮，已经不能正常缴纳内务府帑利，盐政改革也没有根本扭转这种状况。其次，清代后期，东北的人参资源减少，导致可以发商变价的参斤剧减，于是从道光年间开始清廷采取向各税关摊缴参价银的制度加以弥补。最后，清末各税关支付军饷、偿还外债的压力，加之督抚坐大，各自为政，使得各税关未能按时缴纳内务府盈余银。于是，从同治年间开始，清廷先后两次向各省、各税关摊派百万的内务府经费，以保障内务府的基本开支。但是，这百万的内务府经费经常缴不足额，解送也不够及时。

借钱度日

内务府经费入不敷出，就只能要求户部垫补，或者向号商借贷。向号商借贷始于光绪初年，一开始，内务府还遮遮掩掩，并未向宫廷正式报告。后来有官员将事情捅了出来，内务府才向皇帝奏报。号商即银号、钱庄，是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金融机构，主要办理汇兑、银钱兑换、收放款等业务。内务府合作的号商主要是恒利号和泰元（泰源）号，这两家都是当年京城著名的钱庄号商。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所谓的“四恒”即恒利号、恒和号、恒兴号、恒源号，是清代北京城资本最雄厚的钱庄，乾嘉年间，由浙江宁波、绍兴人开设，把持着京城的金融业务，发行的银票“市民皆视同现金”。

天津恒利金店

除四恒外，另有开设在西华门外南长街的泰元号，专门承放宫内及内务府款项，名头甚至比四恒更响，民间有“四恒不如一泰源”之谚。当时不少内务府下属司处的衙署就坐落在南、北长街，包括都虞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和奉宸苑等。泰元号选择在南长街开店，或许就是为了靠近它最主要的顾客、最大的金主——内务府。另外，能够在这样一个处于皇城核心区的地方开店，也表明了它与宫廷的亲近关系。从清宫档案来看，泰元号一般承担内务府次数众多但总量较少的日常放款，几百两至几千两的居多。而恒利号则承揽内务府的大宗借款，一次放款数万两甚至上十万两。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为例，内务府这一年中从恒利号借贷了 1103592 两，从泰元号借贷了 54595两，从恒利号借的银两比从泰元号借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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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借还号商银两数目清单（局部）

惹上官司

内务府向号商的借款，是以未来的收入作为担保的。在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某省某关的内务府经费解到后，一分为二，一大部分用于向号商还款，另一部分则用于内务府的日常支出。清朝的存续，是借贷关系存在的前提。双方各取所需，内务府得到大宗的现金银两来应付日常开支，号商则取得不菲的利息收入。承平年代，借贷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是，1911 年清朝轰然倒塌，内务府一下没了每年上百万两的经费，但仍欠恒利号 50 余万两巨款，这就成为大问题。

虽然清帝退位协议上约定，每年民国政府给予清室 400 万两（改铸新币后改为 400 万元）的“优待费”，但这也就不足额地拨付了几年，后来就一直拖欠着。在还能领到“优待费”时，内务府陆续向恒利号交还了 30 余万两的欠款。领不到“优待费”后，内务府没有了大宗进项，也就不向恒利号还款了。恒利号当然不甘心 20 余万银两的款项化为乌有，就将内务府告上了法庭。京师地方审判厅受理了此案件，内务府在判决后又归还了恒利号 2 万多两欠款，但仍欠着超过 20 万两。到了 1923 年，恒利号又追索：“据该府迭称无力归还，须俟领到优待费始能次第清偿。”确实，当了被告后，内务府函请北洋政府国务院转催财政部拨发积欠的“优待费”，国务院也发函给财政部、司法部要求办理，不过，这只不过是在公文上转转圈罢了。恒利号当然了解这“优待费”是画饼，要等内务府领到“优待费”才还款，那基本也就是永无清偿之日了。于是恒利号上诉说内务府的动产不动产价值无算，申请强制执行。然而，时局丕变，1924 年，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赶出了宫禁，内务府也做鸟兽散。恒利号陷入讨债无门的窘境。于是，他们把被告指向了清室办事处，要求从内务府在京兆地区地亩（即清代时的“皇庄”）的留置费中扣抵还债。清室办事处回应说：“查前内务府欠债累累，不仅该商号一处，此端一开，不知伊于胡底”，断然拒绝了恒利号打内务府不动产的主意。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几年后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城完全换了天地。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恒利号的债款就只能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