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昔日神秘森严的紫禁城成为故宫博物院，深藏宫中的明清档案及部分历史文物由图书馆下设的文献部负责清查整理，办公地点设在故宫院内东南角的南三所。1927年11月，文献部改称掌故部，1928年10月，掌故部从图书馆分出，改称为文献馆。

从文献部到文献馆，人员由数人增至十数人，接收的宫中、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各处清代档案堆积如山，尘封渍积，无章可循。

内阁红本库档案堆置情形

文献部首位负责人沈兼士	文献馆专门委员陈垣

据当时参加整理工作者回忆，内阁大库内除架上档案外，地板上所堆的档案“积若小丘，差不多没有下脚的地方”，“残乱档案，几乎堆到房顶……屋角柜后也都是档案，可谓杂乱无章的一库乱档而已”。这样霉气弥漫、令人欲呕的工作环境，加之当时社会动乱、军阀混战、财政支绌，明清档案人却无人计较报酬，矢志从事档案的整理工作。有关他们当年工作的艰苦场景，可从仅有的一些老照片里管窥一二。

文献部在沈兼士的带领下，在陈垣等专门委员的指导下，以“普遍的整理与系统的分类”为原则，不避烦琐，不求速效，务使珍奇者不因破损见遗，平凡者可赖以统计而有用。方甦生、单士元、单士魁、张德泽等老一辈的档案工作者扫去浮蒙的历史尘迹，苦心孤诣，悉心清点，分门别类，梳理大略，初步确立了明清档案的管理体系，奠定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基础。

文献馆职员整理档案实况	实录库整理档案情形

面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本着“籍作重修清史之长编，以供史家之参考”的目的，文献部及后来的文献馆逐步公布和开放了《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清三藩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一批珍贵档案史料，开辟了发掘公布明清档案之路。开展日常业务的同时，前辈们注重结合工作进行学术研究，在档案整理、档案文书制度及明清历史研究等方面涌现出一批专家。如张德泽对军机处及其档案的研究、刘官谔对内务府舆图的研究、方甦生对内阁档案的研究、李德启对满文档案的研究、单士元对清代档案释名的研究、王梅庄对清内阁黄册的研究、单士魁对清代题本的研究，各有成果。明清档案事业在艰难中起步，逐渐被世人关注。

《文献丛编》	《掌故丛编》	《史料旬刊》

1931年，“九一八”战火的硝烟危及祖国的文化遗产，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不得不装箱避寇，南迁西运，辗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迁移。万余箱档案文物在战争年代颠沛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中，在回归之日，不仅数目完整还几无损失，这是明清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先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

1938年故宫第三批西迁文物在川陕公路上的艰苦运输情形	1948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同仁合影

在保护国宝的同时，明清档案人也不忘自身的职责，不仅在迁运途中开展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也从未停止过业务工作，使整理、出版工作在困境中有序推进。例如，为加快《史料旬刊》的出版，沈兼士馆长领导馆内职员省去档案抄录过程，直接由排字工人看档案原件排字。为了保证档案原件的完整与清洁，他就派馆员手持档案原件站在排字工人身旁，并在工人排字的同时负责校对。他们这种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令后人肃然起敬。

追昔抚今，正是有了前辈们的艰苦创业，才开辟了明清档案事业的先河。他们的敬业与坚守值得我们永远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