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层阁楼的一角，整齐码放着多个旧木箱。这些木箱粘贴着许多封签，箱体上还保留着墨书、朱书两种箱号。虽然这些标志大多已经残破褪色，但依稀可见“乾隆”“政府行政院”“民国二十二年”等字样。这些古旧的木箱身世非同寻常。它们是明清档案南迁西运的见证，承载着明清档案的沧桑岁月。

时光回到国难当头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并进逼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使国宝免遭战火侵袭，不落入敌人之手，1933年至1936年，故宫博物院将包括文献馆明清档案在内的1.9万余箱文物进行南迁，自北平经上海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在日军的炮火下，又分三路紧急向西南大后方四川迁移。这些木箱对南迁西运中的明清档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保护作用。

南迁西运时盛放明清档案的木箱

木箱每口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当年造价约一银元。因经费不足，只好买一些装香烟用过的旧木箱，用来装档案和图书。启程前，所有档案分类装箱，统一编号。装箱要求紧实，填满缝隙，凡箱内空隙处，用纸、棉等填充，以防运输途中摇晃受损，并且箱内加放樟脑丸，以防虫蛀。当年档案与文物的装箱工作同时进行，加封后分批起运。装箱历时一年之久。

南迁西运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危险重重。装有档案的木箱先用火车运到浦口，然后装船运达上海。在上海再次核对点收，并另编箱号，采用“沪”“上”“寓”“公”四字来分别代表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秘书处的箱件，再由火车运往南京，文献馆共运3773箱档案。南迁西运的亲历者那志良先生在《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起由陕西至四川运输途中的“翻车”事件：一辆装运文物的车，在经过绵阳附近的一座便桥时，司机不慎，车翻了下去。现场查看，不幸之中的大幸有三，一是便桥不高，车仅是翻下，箱子未坏；二是冬季河水甚少，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三是满车装的都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1947年12月，抗战结束后，南迁西运的档案同文物一起又被安全运到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保存。1949年后，辗转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的明清档案，除一部分被国民党政权运往台湾外，其余陆续运回北京，近100个当年装运档案的木箱保存在一史馆。

档案文物在运输途中	第一、二批南迁文物底册

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些貌似简陋的木箱见证了在民族危难关头，先辈们不辱使命，不惧牺牲，保护国宝的壮举，谱写了一曲与敌抗争、文化抗战的凯歌。木箱身上厚重的历史烙印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那段峥嵘岁月，激励着一代代档案人要牢记自己光荣而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