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的外贸商人：潘振承、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自左至右）

二十七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

在中国大陆南端，曾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就是在清代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

从康熙年间开始，一些西洋学者、医生、画匠等因仰慕神秘的东方文明，纷纷搭乘本国商船远渡重洋来到广州港，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取得进入皇宫的通行证。他们首先要由广州行商引见，方能得到官府的保送以至皇帝的批准。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广州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映，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商馆内的八所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清宫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两广总督赵弘灿奉旨安置新到的西洋人在教堂学习，康熙帝一再叮嘱：“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他。”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广东巡抚杨琳报告，二十七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帝在该奏折上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他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为皇家画的许多作品题材广泛，严谨写实，既有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卷，也有众多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肖像及走兽、花鸟等。郎世宁的整个艺术生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使者。据内务府档案记载，郎世宁在宫中曾向中国画匠传授欧洲绘画技法，他的学生有十余人。乾隆年间，他参与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营造工作，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动物头像也有他的功劳。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皇帝从京城派钦差赴广州十三行，专程伴送德国天文学家戴进贤赴京，并捐钱物予以厚待。戴进贤从此终生在宫内供职达二十九年，他管理钦天监事务，在治理历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广州行商在引进西洋人才方面还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是个善于网罗西洋人才的君主，当他看到宫中当差的西洋人相继病故，便为“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而忧虑。他多次密谕广东官员留心访查到粤西洋人，如有情愿赴京者“随时奏闻，勿为阻拒”。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有位名叫巴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广州，因未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法兰西夷馆多日，没有与洋行商人互通信息。因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 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内务府造办处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汇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

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

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

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 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陈祖章父子等制作出著名的牙雕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内务府造办处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汇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

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乾隆年间广东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皇 帝后妃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从洋船上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乾隆年间广东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时期，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

皇帝对广州洋货贡品还会经常提出具体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乾隆帝更是极其痴迷西洋珍宝，他在二十三年（１７５８）的一道谕旨中，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嘉庆帝则偏爱南洋热带水果，他曾多次批示：“贡物不必增添?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四十斤。承办者多方寻找，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七万斤。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面对来自皇宫的庞大需索，洋行商人不得不承受许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