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朝服像
雍正元年五月十七日上谕：“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实实在在地认识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细细解读雍正档案。
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 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 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刚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不得观望附和，每个人都要拿出自己的意见。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 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
敢讲真话的御史李元直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雍正认为李元直说中了官场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但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 七年（１７２９）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官员，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腐败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个敢讲真话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对他很赏识。一次，李元直递上一道奏折，他说：现今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敢说不可以；皇上若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李元直进而直言，这种陋习在中央六部随处可见。讲这样的话，固然要有胆量，而听的人就更需要胸怀。雍正认为李元直“真实任事”，说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内廷面谈，还一起吃荔枝，鼓励他以后仍要“尽言毋惧”。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 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不因《圣谕广训》是康熙大帝的圣训集锦，而把不能如期宣讲、难以持之以恒的实情隐瞒下；不因这件事经过朝臣商议已经得到皇帝谕准，而迎合顺从。可贵的是，田文镜以国是为重，坦抒已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 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雍正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密报是否勤，说的是否动人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奏折，是清代特有的官文书。它始行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还只限于极少数亲信官员使用，是君臣之间的一种机密通信文书，康熙一朝总共才有137名官员获准写折子。到雍正时，奏折就作为内外臣工普遍使用的向皇上奏事进言的重要官文书，而日渐确定下来。在雍正朝，有权可以直接给皇上写奏折的人多达1000名以上。这样，雍正几乎每天都要审批数以万字的奏折，他自己就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成为雍正了解天下吏治民生的重要途径。那么，雍正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奏折的呢？
清朝文武大员具呈奏折，都是专门派家人或属员赴京，直接送达宫门。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
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１７２５）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清代臣工奏事，分为折奏和面奏两种。雍正不仅要求百官减免不必要的折奏，对陛见面奏控制得也很严。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十月，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
雍正就是这样，他考察百官重的是行，而不是言。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们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密报是否勤，说的是否动人悦耳，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务实行，不在章奏”，“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雍正认为，地方情况如实上达，是朝廷制定治国安邦行政措施的重要依据。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
封建官场报喜容易报忧难。雍正要了解天下真情实况，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自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开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屡次上书皇上，直言时政弊端、君王过错，甚至弹劾皇亲。雍正公开表示“服其胆”，对朝中九卿大员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凡遇国事总是直言极谏，毫无顾虑，朕不但不怪责他，反而一再加恩，朕就是鼓励众臣直言。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 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
雍正指出，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勤慎，但才识不行，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难以混下去。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雍正常常训导臣工，要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以吏治兵民为念，凡有济天下者，必下谕旨，谆谆告诫，对臣工条陈得当者，亦乐为采纳。但朕一人所思固难周密，况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对平时所颁上谕及经臣工奏请谕令实行之事，如有与本地方本衙门不够允协妥当之处，可以便宜行事，自加损益，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入告便可。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雍正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而是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如何对待过错，雍正有过不少的论述，他常常训导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朕之过”也有一个较为实在清醒的认识， 而且，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雍正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并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过”，这本身就需要有抛弃虚荣面子的勇气，讲求务实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