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中后期京察中各衙门、外察中各省各地区均有着前后相沿的黜额。考察有额早在成弘之际即已出现，是为了疏通宦途壅滞、保持官僚队伍合理规模而逐渐形成的惯例。但人们对此现象、惯例的批评描述，远远滞后于黜额有定的出现时间，是在黜额逐渐增加的嘉靖中期。嘉靖前中期，京察黜额由100人左右上升至150人左右，外察黜额由2000人左右攀升至3000人，乃至4000人左右，已非此前的黜额。这一时期，人们对主察者“必求足额”、“不失常额”、持续多黜的不满，是他们屡屡批评考察有额惯例的主要原因。时人对于滥黜、多黜的担忧，令这一惯例得到人们的认识关注，从而进入到文献记载中。最终，考察有额惯例不因人们的批评而改变，不仅沿至明末，而且催生了抚按察前类劾、科道拾遗例额等其他定额惯例。

关键词：明代 文官考察 定额